確實，社會對“現代性”的恐懼，總是表現在對傳統的固執堅守。想想也不難理解，清朝建立之初，許多人因為抗拒蓄辮而人頭落地，而清廷滅亡時的剪辮運動同樣遭到以死抗爭，這其中還包括有過長期海外經歷且喝過多年洋墨水的北大教授辜鴻銘。傳統從來都是根深蒂固，天長日久，人們除了麻木的因循固守，很少人能夠想得起當初的之所以然。
至少在輿論和文學想象中，原應為工業革命重要成果的火車并未被看成文明產物，反倒成了當時國人眼里“艱難與屈辱”的象征。后來文學之所以接納火車，重要之一原因在于：火車后來終于在上海生根落地，而作為國內當時最開放的重要城市，上海作家群體既通過身邊的外國友人還有外國資料對火車總算有了些許了解。而一些作家的經常體會，終于從心理上接納并正確認識火車的速度與平穩的公共空間。也就是說，雖然文學不乏想象，但火車文學的出現，首先是作家群體對這一公共空間率先體驗的結果。
不過，同新奇事物容易曇花一現一樣，火車不可能永遠靠“新鮮”二字吸人眼球。這意味，火車文學要想“青春長駐”，延續其強大的生命力，就有必要移植更多的社會元素，于是五四新文學、鴛鴦蝴蝶派、新感覺派等應運而生，火車文學開始出現多種分類。有趣的是，久而久之居然還形成了一些屢試不爽的文學書寫套路，如火車成了男女邂逅的重要場所，火車上的女子常常被寫成“花瓶角色”，“坐錯位子是作家愛用的‘哏’”……當然也不乏將火車描繪成破案作品的重要載體，這一點中外概莫能外。
如同今天的高鐵，火車給社會帶來的變化必定是全方位的。1913年，上海街頭出現了一種“幻游火車”（類似于拉洋片），幾毛錢就可以“周游”世界。火車坐票的等級制起初引起了文學界的普遍反感，大多數文學作品于是把筆墨傾瀉于最低等的三等車廂。事實上，三等車廂里也并非想象中的那般世外桃源，有一些現象確實令人無所適從。天虛我生在長篇小說《新酒痕》中借用趙仁伯帶著馬桶坐火車的故事，詼諧地諷刺了當時的一些乘車亂象。相較而言，包天笑在《風云變幻記》中對次長的辛辣批評和老舍在《“火”車》中寫那個大年三十著火的火車的故事，針砭時弊，入木三分，讓人印象極其深刻。
這么說來，火車并不能算是一種單純的交通工具，畢竟那是民國的火車，所以火車上發生的所有故事，總會烙上民國社會世態百相的深深印痕。俗話說，一管可以窺豹，一葉可以知秋，民國火車其實也是民國社會的浮世繪，這里既可以看到當時國民的性格特征，同時也可以洞察當時社會的腐朽與落后。從這層意義上講，雖然作為現代文明火種的火車終于開進了中國，但這列火車依然無力帶領這樣一個病態的社會破難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