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堂應邀來深講敦煌。
一提到敦煌莫高窟，大家都覺得神秘遙遠。實際上，敦煌在古代位置極為重要，而莫高窟的藝術也并非曲高和寡，其中也有大量反映平民生活的內容。昨日，著名敦煌學家、敦煌研究院副院長張先堂應邀在深圳博物館進行了題為《敦煌莫高窟：絲綢之路上的文化藝術寶庫》的講座，為市民觀眾講述精湛的莫高窟藝術和珍貴的藏經洞文物。本次講座是第七屆深圳市沙頭角魚燈節系列活動的重要內容。
敦煌早就是佛教文化圣地
如今敦煌的位置看似偏遠、荒涼，但在古代的中國，長安是中心城市，也直接抬升了地處“絲綢之路”關鍵節點的敦煌的重要性。張先堂表示，自漢代以來兩千余年的歷史中，敦煌東接中原，西鄰西域（新疆），是中國通向中亞、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咽喉之地”，具有控扼東西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因此，它在古代中西交往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是中西商業貿易重要的中轉站，“打個比方，當時的敦煌就好比改革開放初期的深圳。”
張先堂介紹，1990年至1992年從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中出土的簡牘西漢《康居王使者冊》，記錄了中亞大國康居國（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使者給酒泉太守寫信一事，說明在兩千多年前中亞各國就已與漢王朝有了友好交往。
敦煌不僅是商業貿易的中轉站，也是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匯聚的樞紐與中心。隨著東漢以后佛教的東漸西傳，敦煌發展成為一個佛教文化圣地。同樣是在懸泉置遺址出土的東漢簡牘中，曾提到“浮屠里”這一地名。張先堂解釋說：“‘浮屠’是指佛教建筑物的塔，‘里’是指古代居民的基層管理組織。這枚簡牘說明可能早在東漢時期敦煌已接受了西域傳入的佛教。”
張大千究竟有沒有破壞壁畫
此后，經過從東漢到東晉十六國之間三百多年佛教文化的浸潤和積淀，敦煌誕生了佛教文化寶庫——莫高窟。莫高窟自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創建直至元代，歷經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代、唐代、五代、宋代、回鶻、西夏、元代10個時期，形成一個龐大的佛教石窟群，涵蓋了建筑、彩塑、壁畫等多方面藝術。張先堂感嘆，在世界歷史上，持續建設一兩百年的遺跡已經很少見了，而莫高窟的建設則延續了一千年，實在稱得上是一個文化奇跡。
而莫高窟的鼎盛時期則出現在唐代，張先堂介紹，唐代在莫高窟營造的洞窟現存236個，幾乎占現存有彩繪雕像的洞窟（492個）的一半 。唐代莫高窟石窟也是題材最豐富、色彩最華麗、技法最高超的。
上世紀40年代，著名畫家張大千曾來到莫高窟臨摹壁畫，發現表層壁畫破損處顯露出內層壁畫，于是便揭掉表層壁畫。他的這一行為數十年來引起巨大爭議，很多人認為他這是破壞文物。但在張先堂看來，張大千對于莫高窟是功大于過的，“敦煌壁畫最精美的當屬唐代所畫，但是到了宋代和西夏，當時的人覆蓋了唐代的壁畫，代之以千佛畫，畫面單調、藝術性不高，張大千此舉雖破壞了表層壁畫，但卻讓唐代壁畫顯露于世。”張先堂指出，張大千對敦煌的宣傳以及敦煌藝術研究院的成立貢獻很大。
張先堂特別強調，敦煌不只有莫高窟，古敦煌郡范圍內保存的一批佛教石窟，包括敦煌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的榆林窟、東千佛洞，肅北的五個廟石窟，都是珍貴的文化歷史遺產。
名聞世界的藏經洞（今編莫高窟第17窟）。
莫高窟前曾有碧波長河
洞窟建筑因功能不同而采用多種形制，有禪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覆斗頂形窟、中心佛壇窟、大像窟、涅槃窟等，具有不同的宗教文化功能。其中，常見的中心塔柱窟來源于印度支提窟，在洞窟中間鑿出連地接頂的方柱，柱的四面開龕塑像，象征佛塔，供修行者入窟繞塔觀像與禮佛。窟前則建立木結構窟檐。至今還有五座唐宋時代的木結構窟檐。據唐代文獻記載，當時莫高窟“前流長河，波映重閣”，蔚為壯觀。
莫高窟以精美的壁畫著稱。壁畫題材主要有尊像畫、佛陀故事畫、佛教史跡畫、經變畫、神怪畫、供養人像、裝飾圖案7類。除了經變畫，其他幾種題材顧名思義很好理解，那么，經變畫究竟是什么呢？張先堂解釋道：“經變畫就是將佛經中故事譬喻演繪成圖。可以理解為‘小人書’，是給不認字讀不懂佛經的百姓來看的圖畫書。這是隋唐時期中國藝術家自己創造的佛教藝術形式。”
不要以為莫高窟壁畫里只有神仙佛陀，實際上還有很多接地氣的生活畫，比如，莫高窟第468窟里有一幅畫描繪了老師拿著木棍準備打學生屁股的畫面；莫高窟第217窟繪制的婚禮圖中，新郎跪著，但新娘卻是站著，表現了少數民族的婚禮風俗；莫高窟第156窟畫了唐代的嬰兒車，看起來與現代嬰兒車差別不大；莫高窟第159窟畫的則是刷牙圖，那時候還沒有牙刷，只能用手指蘸鹽刷牙。
敦煌莫高窟現存735個洞窟，壁畫4.5萬平方米，彩塑2000余身和唐宋木構窟檐建筑5座。其中有壁畫和雕像的洞窟有400多個。那么，沒有壁畫和雕像的洞窟都是用來做什么的呢？張先堂介紹，主要是生活類為主，比如僧人居住、存放物品、埋葬僧人尸體、平日禪修打坐等等。據研究推測，莫高窟開鑿的第一個洞窟就是用來禪修打坐的。
百科全書式的藏經洞
敦煌莫高窟不僅反映了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與藝術，而且體現了與印度、中亞、希臘、羅馬等地區多元文明交融的特征。特別是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文物充分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其中既有來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也有來自中國、中亞、西亞的多種文化元素。
1900年，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圓箓在清理今編第16窟積沙時，無意間發現了藏經洞（即今編第17窟），從中出土了公元5至11世紀初的宗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5萬余件。其中佛教文件約占90%，此外，更有經史子集四部書、官府文書、天文學史料、醫學史料、樂譜、舞譜，還有回鶻文寫本，漢文、吐蕃文混合寫本等等，可謂是百科全書式的寶藏。可惜，由于戰亂，這些寶貴文物多流散到國外的英、法、俄、日、印等10余個國家的30多個博物館、圖書館，以及國內的30多個博物館、圖書館。
張先堂指出，幸運的是，敦煌文物雖流散于世，但同時也將中國文化遺產散播到世界多國，引起國際學者關注，也由此引發了國際顯學——敦煌學的誕生。